一是加快实现要素的市场化配置。在经济学意义上，促进经济增长的要素有五个方面，即劳动力、土地和自然资源、资本、科技成果、制度，随着互联网经济的发展，“数据”也正在成为新的生产要素。目前，在涉及企业生产经营各个层面上的要素在定价、配置、流动等方面，都还不同程度地存在着一些体制机制障碍，这既是制度性交易成本过高的原因，也在相当大的程度上形成供给抑制与供给约束。值此中国经济转向高质量之际，必须通过全面深化改革，破除要素自由流动、优化配置的天花板和形形色色的壁垒，打开经济增长新的成长空间。具体而言，应当优化我国劳动力市场改革，完善与人口流动密切相关的户籍制度改革、社会保障制度改革等，以真正形成城乡一体化、全国统一的劳动力市场。应当长远谋划、审慎把握、积极深化土地制度改革，探索如何在保持土地公有制的前提下，适应新型城镇化这一不可阻挡的历史性潮流的需要，实现各类不同性质的土地“同价同权”和相互转换。进一步深化金融改革，积极引入多元金融和投融资主体、发展多层次资本市场、加强金融宏观审慎监管和促进互联网、PPP等“新金融”和新型投融资机制建设，配套深化改革。全面深化教育科技制度改革，推进科技创新与产业的融合，真正实现创新驱动，建成创新型国家。 二是着力加大产权保护力度。无论是从理论上还是实践上看，市场经济都是法治经济，必须建立在产权明晰、合约得到有效执行和保护的基础之上。由于种种原因，我们对于私有产权的认可、接受程度有一个发展过程，理论与实践都没能做到与公有产权同等对待、同等保护。随着市场经济的深入推进，今后一个时期，一方面要从思想上树立私有产权与公有产权同等重要、平等的观念，在全社会大力倡导合法产权受到法律严格保护的氛围，为经济增长保驾护航；另一方面要加强对合法私有产权的司法保护，甄别和纠正一批有典型意义的产权纠纷案件。严格的产权保护对于中国经济增长有重要意义。

三是深化社会保障制度改革，加紧推进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。在市场经济条件下，全社会人员的流动性大大高于相对凝固、停滞的传统时期与计划经济时期，建立一个面向全体国民的、基本公平一致的基本公共服务体系既是因应社会流动的需要，也是现代社会人民权利的题中应有之义。我国的社会保障制度建立的时间较短，且出于权宜考虑，形成的是一种既分人群也分地区、行业的高度碎片化的体系。日前这一体系一方面自身运行遇到了很多问题，另一方面也对要素流动、全国统一大市场的运行形成制约之势。这一情况也同样存在于基本公共服务的其他各个方面。我国经济转向高质量增长意味着像劳动力这样的要素，其流动速度还会进一步加快，只有包括社会保障这样的基本公共服务方面的制度安排到位，才能为如此高频率、大规模的人员流动提供托底的制度支撑，经济增长才能免除后顾之忧。应当加紧推进基础养老保险的全国统筹，适时启动社保费改税，为社会保障制度走向全国统一创造条件。

四是深化“放、管、服”改革，正确处理好政府与市场的关系，真正实现市场配置资源的决定性作用与更好发挥政府作用。近年来，我国政府全力推动的“放、管、服”改革已经取得了巨大成效，不仅在经济下行期稳住了对于全社会至关重要的就业问题，而且为企业、为个人谋事兴业创造了巨大的舞台，为国内外企业生产经营创造了良好的营商环境。今后，还应进一步深化相关改革，一方面，把市场的还给市场，从对大量经济社会事务的具体管理中脱身出来；另一方面，积极加强宏观调控、市场监管、公共服务和社会管理等政府职能，以优化市场环境、释放经济社会活力。

五是加快中央地方财政体制改革，正确处理好中央与地方的财政关系。财政是国家治理的基础与重要支柱，中央地方财政体制是调动“两个积极性”的重要抓手和枢纽性制度安排。应当以十八届三中全会《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》中确定的时间表和路线图，深入推进财税改革，形成事权与支出责任相匹配的中央地方财政体制，同时进一步优化财政转移支付制度，完善税收制度，积极构建与新形势发展相适应的地方财政收入体系，为地方政府履行职责创造稳定、明确的条件。